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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數字經濟的未來,市場主體和監管機構的合作均面臨挑戰

傅蔚岡 / 2019-6-20 10:37:14

北京時間6月10日晚,聯合國數字合作高級別小組發布了全球數字經濟未來發展綱領性報告——《相互依存的數字時代》(下稱《報告》)。《報告》由三個部分構成:首先是描述了數字技術如何支持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以及如何確保更具普惠性的數字經濟的前景;其次是審查了與數字領域的人權、人的能動性和安全有關的問題;再次是呼吁數字合作模式。

發布這個報告的組織大有來頭。數字合作高級別小組由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去年7月設立,旨在推動各國政府、私營部門、民間社會、國際組織、技術和學術界以及其他相關利益攸關方在數字空間的合作。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和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共同主席梅琳達·蓋茨和擔任聯合主席,其他的18名成員來自不同學科和領域、代表著不同地理區域和年齡段,是迄今為止最為多樣化的一個秘書長高級別小組。他們當中還包括圖靈獎得主文頓·瑟夫、易貝(eBay)數據科學總監基拉·拉金斯基和瑞士聯邦環境、交通、能源和電信部長多麗絲·洛伊特哈德,以及諾貝尓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等。

聯合國使用“數字合作”一詞是為了在合作框架內對數字問題進行討論,通過鼓勵跨領域思考和行動破除孤島意識,并在各利益攸關方之間建立信任。《報告》認為,數字技術使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相互依賴,它們的影響獨特地跨越了國際和部門界限,沒有任何政府、公司、國際或民間社會組織能夠單獨管理它們。同時,數字技術帶來的變化的規模、傳播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公司、國際組織和民間社會組織都在努力把握數字技術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影響并加以管理。報告表示,數字技術的國際合作和治理機制沒有跟上步伐,人們需要迅速提高合作和治理機制的靈活性、反應能力和范圍。

數字經濟的興起正在推動“零工經濟”的發展

眾所周知,分工和合作是市場的基本邏輯。盡管市場里每個主體都是獨立的,但是任何一項產品或者服務的完成,都是需要各個獨立主體之間的合作才能完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納德·里德在《我,鉛筆》中所說的那樣:一支簡單的鉛筆,需要成千上萬人的通力合作才能制造出來。而這些共同合作生產這只鉛筆的人,可以互不相識,彼此憎恨,甚至相互仇視,但并不妨礙他們合作生產一支鉛筆。既然分工和合作是市場的本質,那么為什么《報告》特別強調“數字合作”,以至于需要發表“數字相互依存宣言”?

這是由數字經濟的特點所決定。迄今為止的技術革命,每次技術變革都會通過改變生產過程、挑戰企業的傳統界限并讓整個社會受益。第一次工業革命實現了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制造業的自動化并擴大了出口,從而促使勞動力大規模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城市中,越來越多的人到公司中就業。甚至在很多時候,正規化就是經濟發展的同義詞:非正規就業指標是區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重要標準,越是發達國家則非正規就業比例越低,反之則越高。國際勞工組織最近的研究表明,在東亞和東南亞迅速增長的經濟體中,非正規經濟出現逐漸減少的跡象,這些地區制造業的崛起正在推動發展。在其他增長緩慢的國家,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就業增長主要在服務業,尤其是非正規的小商品貿易。貧困趨勢也反映了這一格局。非正規性退縮的國家,貧困工人的人數也在下降。非正規性上升的國家,貧困工人的人數則要么上升,要么維持不變。換句話說,非正規就業的下降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但是數字經濟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個趨勢。隨著數字技術的引進,很多地區的非正規就業并未大規模下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非正規就業的上升,學界將這種現象稱之為“零工經濟”。更為重要的是,零工經濟的從業者,他們的收入并不比正規經濟的從業者低,甚至更高,而這個零工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正規化了。此前世界銀行2019年年度發展報告以《工作性質的變革》為題描述了這個變化:

由于近期的技術發展正在導致正式工作與非正式工作之間的界限模糊化,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中工作的性質出現了某種趨同。發達經濟體中的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增加,與此同時,不正規性在新興經濟體中積重難返。在發達經濟體中,短期工人或者臨時工面臨的大多數挑戰與非正規部門中工人面臨的挑戰如出一轍……

這樣的趨同并不是 21 世紀的世界所期望的趨同。從傳統的意義上而言,經濟發展一直是正規化的同義詞。

數字化在線平臺正在消除與特定工作相關的地理障礙

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零工經濟”現象?原因就是在于數字經濟時代的市場組織形態發生了微妙變化。盡管企業規模有其邊界,但是從經驗來看,先前歷次技術革命下無一例外都誕生了巨型公司,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從實證看,大型企業對經濟增長具有有利影響。它們將資源從自給農業中解放出來,從而加速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它們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實現了規模經濟,從而為消費者降低了產品價格。

大型企業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并不是新生的觀點,但數字平臺的出現改變了這一現象的演進方式。用《工作性質的變革》一文中的說法就是:“數字平臺正在取代實體購物中心,平臺將購物者與不同的品牌商店聯系起來,為品牌創造效率,并為平臺所有者創造收入。通過平臺收集的數據同樣被用于提高企業的效率,有時候其他非平臺收集的數據也被用于提高企業效率。”

對中國人來說,在線零售最為熟知的代表是阿里巴巴。在世行的報告中也關注到了淘寶對農村經濟的影響,包括“淘寶村”現象:“2009 年僅有3個這樣的淘寶村,到2017 年,已經發展為分布在全國28個省區的 2118個淘寶村。2017年,在線商鋪達到49萬家。雖然服裝、家具、鞋襪、行李箱、皮革產品或者汽車配件等傳統商品的銷售最為火熱,但賣家正在努力實現自己所售產品的多樣化,將無人駕駛飛機等高科技產品納入銷售的范疇。”在沒有數字經濟之前,那些淘寶村中的村民要參與統一大市場必須從鄉村出來進城務工,但是數字技術改變了這一切,他們可以足不出戶就參與全國市場、甚至是全球市場,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其實并非只是零售業在使用數字平臺,數字平臺幾乎是往衣食住行各個行業滲透。《工作性質的變革》一書中還提到了印度的Indiez,這是創建于2016 年的基于人力外包服務的公司,它采用基于團隊的方法來運作自由職業者的在線工作。它為來自印度、東南亞和東歐地區的人才提供了一個遠程分布的人才社區,從而使他們通力協作,為世界各地客戶的技術項目提供服務,它的客戶包括印度達美樂披薩連鎖店以及印度跨國大企業埃迪亞貝拉集團。在這里,數字化在線工作平臺正在消除許多從前與特定工作任務相關的地理障礙。

有資料統計,孟加拉國擁有 650,000 名自由職業者,在全球在線勞動力資源池中的比例為 15%。毫不奇怪,這些自由職業者都不是平臺的員工,它們只是平臺的供應商。它們通過平臺它們接觸到了以前不可能接觸到的客戶。平臺之所以能夠發揮這么大的作用,原因是平臺給用戶和經營者創造了價值,就像杰奧夫雷.G·帕克、馬歇爾.W·范·埃爾斯泰恩和桑基特·保羅·邱達利三位在《平臺革命:改變世界的商業模式》一書中總結的:平臺通過減少阻礙供應商和消費者進行交互的障礙與壁壘來創造價值,為消費者和供應商服務;同時消費者還能夠獲取提高交互質量的內容管理機制。好的服務獲得了更多的用戶,而更多的用戶反過來又豐富了平臺的神態吸引了更多的用戶。

由于有了平臺這一數字基礎設施提供的各項服務,很多人不再像以往一樣成為某個公司的員工,而是直接成為平臺的供應商來提供服務,而且依賴于這種方式建構的服務擴張速度遠超過前數字時代。最為典型的當屬Uber,它的旗下沒有一輛出租車,卻在在10年的時間里構建起了一個全球性網絡,在全世界近800個城市為數以億計的用戶提供服務。而在此之前的約車服務,往往是地方性的,遑論全球網絡了。

“零工經濟”的盛行更加凸顯了“合作”的意義

當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對數字經濟下“零工經濟”的興起持歡迎態度。比如世行報告中就對此發表隱憂,“在發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中,自就業、未簽署書面勞動合同或者沒有獲得社會保障的非正式領薪就業以及低生產率工作是常態。這些工人在監管的灰色地帶工作,大多數勞動法關于雇主與雇員角色與責任的規定不夠明確。這部分工人往往缺乏獲得福利的途徑。他們沒有退休金、 沒有健康或者失業保險福利或者正式工人可以獲得的社會保障待遇。”

這個擔憂可能是多慮了。之所以會有更多的人選擇零工,尤其是那些從傳統職場轉戰零工的從業者,一定是因為它具有傳統職場無法競爭的優勢:收入或者是更為靈活的工作時間。至于“雇主與雇員角色與責任”的規定,事實上也可以從收入這個角度考慮,從業者會作出自己的考慮,你是愿意選擇一個更高收入的零工角色,還是選擇收入稍低但有雇主庇佑的雇員?事實上,絕大多數用戶都會對此作出自己的判斷。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那些對零工經濟的歧視,實際上反映的是對前數字經濟時代工作方式的迷信。事實上,早在50多年前,科斯就在其《企業性質》一文中指出,是從市場上采購服務,還是作為公司內部員工,其決定性因素是成本。既然有這么多公司和個人都愿意采用零工經濟,那么自然有其邏輯。

不過從另一個層面看,也正是因為零工經濟的盛行,也就更加凸顯了“合作”的意義。第一,監管機構和平臺合作,創新監管方式。傳統的監管模式是當監管機構直接面對市場主體,當貨物銷售者或者服務提供者提供了違反約定或者違反法律規定的服務時,監管機構直接處罰市場主體。但是在平臺經濟下,效率最高的監管模式可能是和平臺合作,而不是繞過平臺和數量龐大的市場主體。因為所有的服務都在平臺上留痕,那么借助平臺的技術就更能跟蹤和發現侵害用戶權益的行為。

去年《電子商務法》實施后,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允許網絡經營場所作為電子商務經營者申請為其住所,就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監管方式。2018年12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下發了《市場監管總局關于做好電子商務經營者登記工作的意見》,在這個文件中提到要“積極支持、鼓勵、促進電子商務發展,結合電子商務虛擬性、跨區域性、開放性的特點,充分運用互聯網思維,采取互聯網辦法,按照線上線下一致的原則,為依法應當登記的電子商務經營者辦理市場主體登記提供便利,促進電子商務健康有序發展,為經濟發展注入新活力新動力。”對于困擾很多中小商家無法在線下登記注冊的問題,《意見》明確指出“電子商務經營者申請登記為個體工商戶的,允許其將網絡經營場所作為經營場所進行登記。”換句話說,如果商家只是在網上經營,那么就不需要租一個實體門店,只需要將網絡經營場所作為登記。而網絡經營場所就是電子商務經營者在電子商務平臺上的網址。

第二,用戶/服務者和平臺的合作,創造更好的服務環境。在平臺模式下,平臺并不直接為用戶提供產品或者服務,而是通過提供數字基礎設施,為用戶和經營者之間的交易提供更好的經營環境,包括但并不限于制定規則、用戶反饋、交易執行和糾紛解決等。所有的這些服務都需要用戶和用戶、用戶和平臺、經營者和平臺的合作的。也正是如此,現在各大平臺都有平臺治理部門,用來協調用戶、經營者和平臺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已經超越了傳統用戶和經營者之間的關系,更像是一個社區,一個依托于數字技術的自治社區。

數字經濟的發展令市場主體和監管機構的合作面臨挑戰

數字技術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了。

今年4月份,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年)》顯示,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1.3萬億元,增長20.9%,占GDP比重為34.8%。同時數字經濟吸納就業能力顯著提升,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領域就業崗位為1.91億個,占當年總就業人數的24.6%,同比增長11.5%,顯著高于同期全國總就業規模增速。

必須指出的一個事實是,絕大多數的數字經濟都是依賴于平臺而產生。當聯合國的《報告》提出“要挖掘數字技術的社會和經濟潛能,確保所有人都能受益于一個安全、普惠的數字化未來”時,實際上就是要呼吁要建立一套與平臺發展相適應的治理機制,從而讓數字經濟的未來更有普惠性。而平臺經濟的發展勢必會產生一些與原先迥異的業態,也勢必會對傳統的監管機制產生沖突,比如此前各方就網約車、共享單車和外賣業務等的態度就是例子,這時候更加凸顯了“合作”的重要性。馬云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一個成年人不能穿孩童時期的鞋子,它們會限制你的成長和潛力,政策和法規也是如此,因此“我們制定的政策必須是智慧時代的智慧政策”;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應了這種理念:“今天我看到了更多的開放性,今天我們需要數字合作,今天我們需要一定的治理措施——有限的、智慧的監管。”

設想一下,如果當初對網絡約車這種業態就按照出租車模式進行管理,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便利的網約車服務。所有的這一切,除了企業的努力外,更是源于監管部門根據網約車的模式更新了監管方式,盡管這種方式在很多人看來還有很多瑕疵。當然,不只是網約車,其他更多行業在數字技術下也遇到了不同的約束條件,需要重新審視原先的監管框架,并對其升級或者卸載。

如何擁抱并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從傳統自上而下的管制到現今市場主體和監管機構的合作,可能是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必須要認真應對的挑戰。

刊于《華夏時報》 | 2019-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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