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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給側改革何去何從

今年2月,“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詞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到高層強調,關于金融服務供給存在的結構性缺陷,受到業內普遍關注。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何提出?目的是什么?未來的方向在哪里?當前需要解決的難題有哪些?這都是困擾市場參與者的一系列問題。


2019年3月28日,在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與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聯合主辦的第142期【鴻儒論道】上,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長、上海金融數字化研究中心主任劉曉春圍繞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議題進行了深入分析。

劉曉春認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的不應該只是增加融資額、增加金融機構,即所謂的數量型金融供給,而應該是提供更有效的質量型金融供給。這個問題的核心應該是更前端,不是資金的供給,是對資金供給的供給。融資額、金融機構建設、金融產品創新,這些都只是金融供給的末端。金融的供給側,更重要的應該是市場環境的建設、監管環境的建設。

他強調要重新認識市場。法治的、有序的市場才是有效的市場。沒有法治、沒有秩序的市場,是一個尋租的市場、腐敗滋生的市場,由于競爭的不公平,資源的配置當然不會有效。因此,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方面,建立法治化的市場是根本。

他指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是監管理念、監管方式和監管政策的改革。

首先在理念上,要對監管有科學的認識。金融監管部門不是金融機構、金融業務的領導和主管,不對金融業發展直接負責,沒有推動經濟發展、產業發展等職能,也沒有宏觀調控的直接職能,因此,應當以法律的形式,將各類金融監管的職能明確下來。

其次在明確金融監管職能的基礎上,同時要處理好幾個關系:一是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產業政策與監管政策的關系。監管政策要考慮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但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一般應該以引導性政策來體現,而不應該直接成為監管政策。二是宏觀調控政策與監管政策的關系。宏觀調控政策和手段,隨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調整,監管政策具規則性,雖然會根據市場的變化而有調整,但一般不應該隨經濟的波動而變動。三是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關系。監管者是一個監管職能部門,而不是被監管者的領導者。監管者應該有明確的監管邊界。被監管者應當在合規前提下,享有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包括業務戰略的選擇、客戶戰略的選擇等。

再次,金融監管方式的改革。我國金融監管的方式,基本上是沿用原有對銀行的監管方式,簡單、直接,或者說比較粗放。單純沿用以前單一銀行市場情況下對銀行機構和業務的監管方式,缺乏對市場運行規律的研究,對監管政策和監管方式的跨市場影響認識不充分,有時會造成在遏制一種風險的同時引發另一種風險。

最后他總結道,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載體是市場,金融機構、金融產品都是通過市場來服務實體經濟的。所以,如何建設市場和開放市場,比研究如何讓金融機構把錢送到實體經濟手上更重要、更有效。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總裁助理邵宇,前萬達商管資管中心副總經理韓毓祥作為評議嘉賓出席了本次活動。

邵宇認為,供給側改革需要中小銀行精耕細作,不要盲目擴張。未來的中國經濟主要靠創新,靠新技術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提升中國經濟GNP。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過去和將來都是創新的主力軍。企業必須掌握自己的核心技術,必須走自主研發的道路,依靠技術和產品創新,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資本市場應成為民營企業,尤其是創新型企業的主流融資渠道,通過市場的博弈,決定企業的優勝劣汰,形成良好的生態,這才是金融供給側改革的目標。

韓毓祥補充道,目前各種形式的放債,基本是以抵押物為衡量標準,這種思路沒有解決風險分散的問題,反而將風險集中了,也與多年的金融改革背道而馳。以抵押物為基礎的信用資產存在很大的問題,它與信貸金融相背離,信貸金融以資產的現金流或利潤等一系列作為抵押物基本信用來源,而現在常見的最大的抵押物是不動產,這些作為信用來源的基礎資產,升息能力都不夠強。

本次【鴻儒論道】由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聶日明主持。幾位專家還與現場參會者就國資改革、地方債務等問題進行了交流與探討。

本次【鴻儒論道】是由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與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聯合主辦,并獲得香港東英金融集團、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特別支持的公益論壇。論壇雙周定期舉行,關注中國金融與宏觀經濟中的各種問題,致力于為學者、監管者和業界專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臺,為中國經濟和金融提供專業意見。

(文字編輯:任姣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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