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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角度看洋垃圾

傅蔚岡 / 2012-11-21 17:09:10

近日,有國內媒體援引的一則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說,由于中國拒絕,幾百噸原本是運往中國的生活垃圾正在被運回它們的老家英國。該報道引述英國環境署的話說,如果倫敦當局想不出解決辦法,英國人很快將會看到沿街垃圾成山的場面,而隨著中國中產階層的崛起和環保意識的蘇醒,洋垃圾輸入中國將越來越困難。

如果不是這個報道,我們可能還不太清楚這樣一個現實:在過去幾十年間,中國成為很多國家垃圾處理的目的地。英國政府的調查顯示,從中國到英國的集裝箱貨船通常載滿各種生活消費品,但許多船只在返回時則裝滿英國的廢舊物品和回收垃圾,英國每年輸出到中國的垃圾數量達200萬噸。中國廣東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聯滘村就曾因“洋垃圾村”而聞名中外。

一國成為另一國的垃圾處理地,這聽起來并不是一件特別榮耀的事。一方面,垃圾輸入國的民眾會指責其政府怠于行使職權:為何無法阻止他國垃圾入境?另一方面,垃圾輸出國的行為會被環保主義者冠上一頂“環境殖民主義”的帽子:為何你要把垃圾往另一國搬?這種事件并非沒有,2006年英國天空電視臺曝光了聯滘村接受大量英國洋垃圾的事實后,英國相關機構的行為就飽受公眾批判。

為何一國要進口另一國的垃圾?除了情感的批判以外,我們可能需要更加理性的分析。以廣東聯滘村為例,盡管“洋垃圾村”的名聲不太好聽,但是垃圾給這個村子里所帶來的福利卻實實在在:據統計,2005年該村垃圾處理相關產業的總值達8.3億元,是村集體收入和股份紅利的主要來源。而村民也因為眾多外來人口的流入,獲得了穩定而豐厚的租金收入。

那么,為何這個村子能夠從垃圾中獲益?答案是,因為規模和集約帶來的比較優勢:1978年,在大多數村民還只能靠養豬養雞過生活的時候,有人卻靠去外面收垃圾發了家。于是,這種行為就獲得各家仿效,垃圾回收規模越來越大。于是,聯滘村開始自建廠房成立工業區,逐漸成了全國最大的廢舊塑料垃圾回收基地之一。

從聯滘村的經歷可知,垃圾并不總是給人帶來壞處,如果處理得當,流入的垃圾也能讓地方居民受益。當然,處理垃圾會有很多環境風險,還是以聯滘村的塑料垃圾處理為例,利潤來自于這些塑料垃圾中生產出的“丙粒”,就是將廢舊塑料重新回爐溶解成的白色小粒,這是生產塑料產品的原料。但是在這個塑料回爐溶解的過程中,會產生有毒氣體二噁英,會對人體帶來損害,也會給環境造成破壞。

不過,科學家的研究告訴我們,任何活動都有風險,不只垃圾處理行業有。而經濟學的原理告訴我們,每個理性的個體都會依據自己的知識對所從事的活動做出判斷,比如有人認為處理垃圾得不償失,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一件對其有利而值得做的事。大家之所以對同樣的事會有不同的判斷,那是因為各自的風險偏好不同,或者說大家對生命和環境的估值不同。

那么,不同的風險偏好是如何形成的?除了一些情感上的偏好以外,在我看來絕大多數偏好都是由人的經濟因素決定:低收入階層的人可能更在乎經濟收入,而高收入階層對環境要求更高。不過,以此來解釋垃圾場的形成可能顯得“政治不正確”:難道低收入階層就“應該”獲得更差的環境?

二十多年前,當時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美國人勞倫斯·薩默斯在世界銀行的一次內部會議中認為,非洲人煙稀少的國家的空氣污染水平與洛杉磯和墨西哥城等嚴重污染的城市相比還很低,所以,把污染物排放到還處于“欠污染”的發展中國家,從經濟成本的角度考慮是合適的。薩默斯因為從經濟理性出發闡釋了發達國家將污染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合理性,從而被很多人批評為生態帝國主義的“代言人”。

中國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所經歷的一些事情,某種程度上就是薩默斯這一理論的實踐: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污染成本低廉,我們承接了很多發達國家淘汰后的工藝;盡管接受這種工藝并不是非常光彩的事,但一些基層民眾卻從中獲得了更多的收入并掌握了更好的生產技能。但眼下由于收入增加,我們對環境的估值已發生變化,不少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已開始拒絕高污染和高能耗產業,比如,聯滘村自2007年開始規劃向商貿中心區轉型,至今已初見成效。

如果這個解釋成立,我們就無需對英國洋垃圾事件賦予過多政治意義,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很簡單。那就是: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們越來越珍惜我們周邊的生態環境,或許有一天我們也會有垃圾出口;如果交易都是雙方自愿進行,媒體就不能視其為“生態殖民主義”。當然,垃圾的出口并不能夠解決根本問題,最終的出路在于垃圾回收處理技術的提高,只不過該技術的提高依賴于成本因素:在有成本低廉的“環境洼地”可供利用時,誰愿意努力提高技術水平呢?

刊于2012年11月16日《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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